呼伦贝尔空管站供电系统改造工程通过行业验收

内容摘要：　所谓僧侣的认可，是对收养事实而加以详细诘问并审查其有无符合法定条件，僧侣认可后，则交由大祭司主持的民众大会经一定的程式通过。

所谓僧侣的认可，是对收养事实而加以详细诘问并审查其有无符合法定条件，僧侣认可后，则交由大祭司主持的民众大会经一定的程式通过。

因此，家父的身份具有双重性，作为城邦的市民，履行罗马城邦课以的财产役和人身役。其实，这些规定是对家父对子女人身权力的限制。

具体而言： 首先，从王法的制定者来看，罗马王是城邦大祭司，主掌宗教事务，同时又是城邦的最高权力者，享有管理城邦的治权。君士坦丁继位后继续实行这一做法，但贫寒家父的出卖是属于例外。[15]丘汉平：《罗马法》，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二是大约公元前254年，根据彭波尼的说法，平民祭司长提比留·科伦卡尼（Tiberio Coruncianio）采用具有宣传和教学特点的方式开始向公众提供咨询意见。因而，在罗马人的生活中，仪式义务的履行虽然仍具有重要意义，但彻底世俗化的制定法ius依然可以抵挡来自祭司团的干涉。

[7][古罗马]Numa Pompilius. Laws of the Kings（753-509BC）。（2）在万民法时期，家父抛弃婴儿、强令家子与猛兽格斗或使子女卖淫者，都要丧失家父权。然而，承认要素却完全被剔除出去了。

在任何一种法律实践的背后都潜藏着某种法律理论。合理性还关涉到意志的另一方，即意志的接受者的承认。或者说，它超出了规范性法学的范围，而进入到了政治哲学的领域。因此，从整个法律体系的存在和效力上看，规范性的法学是无法完全涵盖的，它的边缘熔铸着人们对于整个法律体系各个方面的反思和评价。

承认被置换成确认，由此，命令要素实际上被划分为两道程序：一道程序是立法机关的发布（国家意志的决断），另一道程序是司法机关的反思性的确认（国家意志的反思性判断）。它们构成了法律变迁过程中的基本要素。

然而，舒国滢教授所确定的法律体系的两个效力来源—命令和承认—却无法被囊括在一个系统之下，命令所呈现的是法律系统和国家[政治]系统之间的关系，而承认所呈现的则是法律系统与道德系统之间的关系。而在法律系统和道德系统的交汇处，我们看到，法律体系是如何须经由人们的认可而被赋予合理性的，而这种合理性正构成了法律的存在和效力的一个限定性条件。它们之间既相互独立，也相互关联和依存。{1}(P. 192)在本节中，笔者将探讨法律与意志的发布，亦即法律的命令性问题，而在下一节，笔者将探讨法律与意志的承受，亦即法律的合理性问题。

周濂：《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注释: [1]对于洛克主义者来讲，对于法律的承认[同意]与法律本身[内容]的合理性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所关乎的是正当性问题( le-gitimacy)，后者所关注的是证成性问题( justification)。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直占居支配性地位的托马斯主义自然法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在法律系统和政治系统的交汇处，我们看到，法律体系是如何通过政治[主权者]意志的表达而被赋予效力的，以及伴随着主权者的更替[政权更替]而产生的诸多规范性法学所无力加以解释的现象，比如革命和反抗。

哈特成长于牛津，并做过律师，深受英国法传统的影响，而奥斯丁的法哲学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德国受到的法学训练。也就是说，命令（国家意志）要素除了最初的意志决断之外，还时时需要对其自身进行理性的反思，以便保证它的合理性。

只有在意志双方的相互承认的基础上，法律的合理性才可能被真正地获得。奥斯丁的视角与哈特视角之间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所关注的对象不同，哈特所考虑的更多的是英国的不成文法，而奥斯丁所考虑的更多的是大陆一系的制定法。

倘若我们要对法律体系的存在和效力问题作出全面的解释，我们就必须扩展至对于法律之外的事物的更为细致和全面的探讨。人法是主权者[无论这个主权者是单一的一个君王，还是全体的人民]意志的一种表达，人法的效力来源于主权者的赋予。由此，这必然为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此种操作性上的不可能性说明了什么，我们应该在何种意义上看待这种操作上的不可能性？ 这种操作上的不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法律[体系]效力问题的边界。由此，我们看到，舒国滢教授对法律体系外部效力的探讨是极具思考力的，他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更为宽广的视角，这个视角并不局限于法律体系本身，而是超出了法律体系而进入到一个与政治和道德密切相关的领域。如果一个法律体系丧失了它的合理性，它就无法获得其所规范的人的认可，也就无法发挥它原本应当具有的功效，这个法律体系尽管具有形式上的有效性，但它在实质上是无效的。外部效力所关涉的是法律体系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外部]关系问题，甚或说，它涉及到的是法律体系在整个社会中的存在和效力问题。

但是，在《法哲学沉思录》中，舒国滢教授尽管承认了哈特所确定的方向的正确性（效力的社会论{1}(P.187)），但是他更多地把法律的效力渊源归之于国家政权的掌握者而不是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者之一的法院，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舒国滢教授所采纳的立场更接近于奥斯丁的立场。从这个意义上看，法律的效力在根本意义上只与国家有关。

在这整个过程中，法律的颁行者与法律的承受者，法律的强制性和法律的合理性扮演着根本性的角色。[1]   三、法律体系与臣民：承认问题—法的合理性 对于人们的承认作为法律效力渊源之一的论断在《法哲学沉思录》中是模凌两可的。

而在笔者看来，在现代社会，法律本身的合理性与对于法律的承认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康德主义传统中，当同意被剥离掉经验性成分，法律内容被剥离掉超越性成分之后，这两者就是无法加以明确区分的。总言之，舒国滢教授的思考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考空间，然而正如本文开头所讲的，舒国滢教授的思考并不是终局性的，而是探讨性的。

《法哲学沉思录》这个文本尽管从表明上看由各个松散的命题构成，并且从论述的系统性上也绝不像具有类似格式的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那样构思严密，但是，《法哲学沉思录》却以一种俯瞰式的方式勾勒出了整个法哲学（以及政治哲学）思考的基本视域。从现代法律思想的历史演进这一纬度上看，尽管法律一直在试图摆脱道德[系统]—表现为对于自然法的拒斥—和政治[系统]—表现为将主权的观念排出法律体系之外（诸如凯尔森和哈特），而寻求自身的自主性，但是在最终意义上，它仍然需要政治系统为它提供暴力以便成为一个排他性的权威，同时它也需要道德系统为它提供合法性的证明以便成为合法的权威。法律的实效构成了法律效力的一个外在的约束条件。它所代表的既是法理论的终点，同时也是政治哲学的起点。

而任何一种法律理论都以一种对于法律的特定理解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并不是完全自主的，它必须通过外部获得它的存在和效力。

创造所表征的是非自然性。主权所表征的是绝对性和自主性。

  四、结语 法律体系不是静止的，有它形成、兴盛和衰败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要素不是孤立的，它们总是相互地钩连在一起。

舒国滢教授新近出版的《法哲学沉思录》在一个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对这一问题作了极具启发式的思考和论述。在这个意义上，关注对象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于法律之根本性征的不同的把握。在这个意义上，法律体系的存在和效力必然与意志的发布者和意志的承受者存在紧密的联系。  一、引言 法律体系的存在和效力问题一直是法哲学思考的核心问题。

但是，在作出这样一种处理的结尾部分，他似乎又开始有所犹豫，这也并不是说，法官的‘效力确认是完全专断和无条件的。在托马斯的法体系中，从永恒法经自然法到人法这一法系列被切断，人法被转而归置于人类统治者[主权]之下，也就是说，人法不再因不符合自然法而被宣布为无效，它的效力根源不再被看成是自然法，而是人类统治者的意志。

由此，我们便可以把《法哲学沉思录》的第六至第八部分—亦即所谓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部分—看成是对于这三个系统之间的关系的探讨。舒国滢教授一方面认为：法律规范不仅仅是‘莫问理由的强命令，而必须具有以正当性和可接受性作为条件的说服性，必须得到规范承受者个人或集体基于内在确信的遵行和服从，因此从效力承认（接受）的角度看，任何实在的法律体系都必须具有最低限度的实效性和道德效力，另一方面，他接着又说：其实，我们不能过高估计效力承认（接受）对于法律的体系外部效力之赋予和确认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将法律体系的‘效力承认（或接受）和‘效力确认加以区别，法律体系效力赋予的确认是一种‘程序性确认，法律体系效力赋予的‘程序性确认的适格主体是司法机关，更确切地说，就是国家的法院。

任何一个法律体系的变迁（亦即它的历史）便深深地受制于这样两种因素：一个是命令的因素，它将某些事物确立为一些强制性的事物，或者在某些合理性的事物之间作出抉择，将其中某种合理性确立为可强制的合理性。因此，法律体系必然与人类主体的活动存在密切的联系，并且也正是人类主体的活动将法律体系变成为一个现实存在着的事物，一个发生实际效力的事物。